荒野的吶喊

荒野的吶喊

圖/MS.DAVI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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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夏公讀張愛玲和錢鍾書有「石破天驚」的發現,那是因爲他「離經叛道」。「新批評」學者苦讀細品見山不是山,往往能在字裡行間的細微處察看到茫茫宇宙的玄機。

鄭樹森教授在〈夏公與「張學」〉一文提到,夏志清的英文版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在一九六一年出版,但其影響力早在一九五七年綻發出來。因爲志清先生在美國撰寫《小說史》時,每有所獲,就郵寄給他哥哥濟安先生過目和提供意見。一來在《小說史》上榜的作家在當時的臺灣差不多都是政治禁忌,二來張愛玲除了身在美國外,作品本身也出色得令人不能不另眼相看。濟安先生因此把書中張愛玲那一章幕後中譯出來,題名〈張愛玲的短篇小說〉,以夏志清的名字在《文學雜誌》發表出來(二卷四期)。一九五七年我是臺大外文系二年級生,常到老師在溫州街單身教職員宿舍走動。

記得他拿着剛出版的《文學雜誌》感慨地對我說:「張愛玲終於遇到我老弟這個伯樂了。」其實夏志清的《小說史》並沒有偏愛張愛玲。他對當年被文評界冷落的「千里馬」如沈從文和錢鍾書不是一樣的就其獨特的個人才華說了公道話?當然,夏志清把張愛玲這麼一個「通俗」作家跟魯迅等殿堂級人物相提並論還不算,居然還說她的短篇小說成就「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斯菲爾德(Katherine Mansfield)、波特(Katherine Anne Porter)、韋爾蒂(Eudora Welty)、麥卡勒斯(Carson McCullers)之流相比,有些地方,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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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樹森在文中透露,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臺灣小說家朱西寧曾跟他說過,一直推崇張愛玲的成就,「但要到夏公出來講,才更加確定,覺得終於有人出來說公道話;可想而知,夏公這篇文章對當時臺北文學界震動很大。」夏公文章讓我們閱讀張愛玲成了一種嶄新的經驗,不在他立言的膽色,而是因爲他對張愛玲作品的論證,每能跟她作品中的「微言大義」互相印證。我得再引用鄭教授對夏公文評取向的表述。

首先,就方法學而言,夏公貼近美國形式主義「苦讀細品」的傳統。形式主義也稱「新批評」,就文論文,不把作家的書寫和他們的家世或生平混爲一談。通過「苦讀」,夏公感受到張愛玲對文字色彩的敏感。其次,他又連帶的注意到張愛玲小說豐富得近乎「華麗」的意象。夏公是第一個把這關鍵詞視爲張愛玲文體一大特色的文評家。這名詞日後成爲「張學」一個熱門論題。

其三:「華麗」以外,另一個周而復始的在張愛玲小說出現的關鍵詞是「蒼涼」。這也是「張學」專家爲文時常用的一個出發點。「蒼涼」就是「人生一切飢餓和挫折中所內藏的蒼涼的意味」。其四:夏公認爲張愛玲心理描寫細膩,但是她的觀察態度老練而客觀。

其五:夏公通覽張愛玲著作後,肯定她是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。就她人物相處的狀況來說,悲是「大悲」,也就是「一種非個人的深刻悲哀」。把「非個人」解爲“impersonal”,即得「新批評」論說之精髓。其六:夏公最先看到張愛玲受佛洛伊德和西洋小說的影響,「可是給她影響最大的,還是中國舊小說」。這從她小說中圓熟活潑的語言和對白就可看出來。

《小說史》一九六一年三月上市。同年四月十三日波士頓的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》刊出了David Roy篇幅特長的書評,推許此書面世爲年度出版界「一大盛事」(“an event of the first importance”),不僅是專論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本嚴肅英文著述,更難得的是,「在現存的各國文字書寫的這類研究中,也以此書爲最佳」(“the best study of its subject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”)。David Roy是傳教士之子,寫過郭沫若評傳,後來專心致力翻譯全本《金瓶梅》。去年終於大功告成,終生在芝加哥大學任教,是個大行家。

說《小說史》在西方漢學界中是「橫空出世」,看來一點沒有誇大。夏公在出國前早已在西方文學浸淫多年,文學理論亦尾隨「新批評」諸大家,凡此種種,套用鄭教授的話說,「都令其文論與當時美國漢學界大相徑庭。後者忽視分析、義理,仍以實證主義考據、版本等爲終極關懷,而眼界不及現代中國文學。……因此夏公一九五○年代的張愛玲論析,無論是當日的華文學界或西方漢學界,恐怕連『逆流而上』都談不到,只能視爲『荒野的吶喊』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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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相命先生的行話來說,夏志清因《小說史》建立起來的名聲是「異路功名」。他是一個全科英美文學訓練出來的奇才,後來因時勢所迫留在美國「改行」講授中國文學,這對他說來想是個意外。說是「異路功名」,因爲無論從個人志趣或學術背景來看,他也萬萬想不到自己搖身一變成爲一個美國學界老一輩的人眼中的「漢學家」。

重讀夏公收在《談文藝、憶師友》中的幾篇自傳文章,深受他在追求學問表現的「堅貞決絕」精神所感動。他在滬江大學念三年級時就選了難「啃」的德文,作爲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對外語要求的預先準備。他在家自修時也沒有避重就輕,唸的都是經典,像歌德的《浮士德》上下兩部。此外還有海涅(Heinrich Heine)的詩和席勒(Friedrich von Schiller)的詩劇。到耶魯上學的第一年就輕輕鬆鬆的通過德文考試。但接下來還要應付兩門硬梆梆的功課:「古英文」和「古代冰島文」。他苦練得來的德文閱讀能力都用得上,因寫讀書報告非要看德文參改資料不可。

夏公讀英詩,深受〈荒原〉作者艾略特影響。艾氏對十七世紀的「玄學詩」(metaphysical poetry)情有獨鍾,但夏公早在滬江當學生時就迷上了神秘主義詩人布萊克(William Blake)。布萊克的「預言詩」特別難懂,但夏公硬着頭皮把他稱爲「怪詩」的〈密爾頓〉和〈耶路撒冷〉都一讀、重讀、三讀讀得爛熟。這麼說,一來爲了說明夏公讀書不知難而退。二來試看這位被華茲華斯視爲「瘋子」的神秘詩人會不會因詩作曖昧難懂間接成全了夏先生留學美國。

上世紀四十年代初,夏氏兄弟雙雙受聘北大英文系,濟安是講師,志清是助教。胡適之先生這時從美回國,接任北大校長,不久即有消息傳出來,紐約華僑企業鉅子李國欽答應給北大三個留美獎學金,文、法、理科各一名。北大全校資歷淺的教員(包括講師、助教)都可以申請。主要條件有兩個:一是當場考一篇英文作文,二是另交一篇書寫的論文近作。這些試卷和論文都由校方資深教授評審。

夏公決定以「瘋子」布萊克作論文題目。北大圖書館有牛津版兩巨冊《布萊克全集》,參改書也有三四種,加上平日以布萊克「粉絲」的心態蒐羅得來的資料,最後寫成了一篇二十多頁的論文。即場考試由客座教授R.A. Jeliffe主持,出的題目是〈出洋留學之利益〉。夏公說得好:「真可謂『八股』之尤。」

論文部份,由英文系的客座教授燕卜蓀閱卷。燕教授本名William Empson,英國人,劍橋大學出身,所着《七種歧義》(Seven Types of Ambiguity,1930)對英美文學批評風氣影響極大。他不屬於崛起於美國東岸的「新批評」陣營,但思路氣味相投。夏公在北大英文系當助教時期早已「忍痛」用相當於半個月薪金的價錢買了幾本「非買不可」的新書,其中有勃羅克斯(Cleanth Brooths)論詩的扛鼎名著《精緻的骨罈》(The Well-Wrought Urn)。夏公說燕卜蓀在北大教書,相當清苦,買不起新書,因此他們兄弟看完《骨罈》後就借給他看。燕卜蓀讀後異常欣賞,自動寫了書評寄美國「新批評」旗艦刊物的《Kenyon Review》。文章刊出後,Kenyon學院還請他教暑期班,從此跟美國的「新批評」學派建立了關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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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氏獎學金的評審結果是文科的得獎人是英文系助教夏志清。名單公佈後,據夏公在〈紅樓生活志〉所說,「至少有十多位講師、教員連袂到校長室去抗議,夏志清是什麼人,怎麼可以把這份獎學金由他領去?胡校長雖然也討厭我是教會學校出身,做事倒是公平的,沒有否決評選委員會的決定。」

其實胡校長的「偏見」,看來倒不是夏公出身教會學校,因爲燕京、嶺南和聖約翰這三家都是教會學校。胡先生「看不過眼」的可能是滬江不是什麼「重點大學」。夏先生自己也說過,「今天滬江大學停辦已有五十四年了,畢業生間以從事學術研究而出名的一向就不多。在英美著名大學英文系拿到博士學位的,想來就只有張心滄同我二人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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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校長雖然沒有否決評選會的決定,對教會學校的「餘恨」未消,竟認爲像哈佛、耶魯這些學校夏公簡直不用申請,因爲李氏獎學金只有兩年,連個碩士學位都拿不到的。胡校長沒有「胡說八道」,因爲新任的北大英文系副教授王岷源是個國立大學的畢業生,在耶魯讀了四年纔拿到碩士學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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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公在耶魯苦讀三年半,拿到博士學位,但並沒有從此一帆風順。他先在社區學院教英文,又在密西根大學的東亞系跑過一年的「龍套」,做「訪問講師」。上文說過夏公是張愛玲的伯樂。夏公一生也遇過他自己的伯樂。當年如果不是蘭蓀(John Crowe Ransom)和燕卜蓀兩位教授鼎力推薦,憑常識看,一個出身「寒門」的大學畢業生諒也無門路走進耶魯的廟堂。

早年英譯《紅樓夢》(節本)的哥大東亞系教授王際真一九六○年時行將退休,開始「暗地」物色繼任人選。這時《小說史》還在最後的製作階段。有位負責審稿的資深教授跟王際真聊天時對這本書稱讚有加。王際真心念一動,跑到耶魯出版社要求看清樣。在半個小時的空檔內,他只能匆匆瀏覽了序言和魯迅那一章。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三日王際真發信給夏公,恭賀他在這領域裡做了「開創性的工作。……你的評價十分正確,文筆又是那麼優美,不僅優於所有中國人,而且在所有學術圈子裡也是出類拔萃的。」

如果夏公讀張愛玲和錢鍾書有「石破天驚」的發現,那是因爲他「離經叛道」。「新批評」學者苦讀細品見山不是山,往往能在字裡行間的細微處察看到茫茫宇宙的玄機。華茲華斯論「瘋子」布萊克有言,「這傢伙毫無疑問是瘋子,但他的狂癡處有些東西比拜倫和司各特的清醒更能引起我的興趣。」這位田園詩人是在苦讀細品後纔得到這個印象和結論的。夏公於一九六二年獲聘爲哥大副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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